逃亡台湾的香港年轻人写给母亲的亲笔信 |独家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香港的疫情有所缓和,政府也赶在节前放宽公众聚集的政策,令不少家庭得以在外聚餐,为母亲庆祝。这可能是2020年以来,很多家庭的第一次聚会,可对于一些逃亡到台湾的香港年轻人来说,对母亲的祝福,就无法亲身送上了。
「逢年过节,特别对家人感到抱歉......这是我第一个不在你身旁的母亲节,妈咪,对不起。我在台湾一切安好,不在你旁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不用担心我的。希望早日能与你相见。母亲节快乐。」
「妈妈让你担心,劳累,到处奔跑,但你没有骂我,对不起!今年母亲节我不能同你一齐。妈,你要小心身体,我很想你!」
「母亲节快乐。原谅我不在香港,让你担惊受怕。原谅我未能给你有个完整的母亲节。」
这些信,来自流亡在台湾的香港年轻人,字字句句让人看得心痛不已,更何况他们的亲生母亲。自2019年反修例运动以来,不少参与抗争的年轻人脱下面具,选择「流亡」海外,其中距离香港最近、文化最相通的台湾,是不少人的首选。
据统计,截止今年3月,大约已有300名香港人,在台流亡。也陆陆续续有人在媒体上刊登「家书」,这当中有人为自己的离开致歉,有人表达对家人的挂念,有人说不会辜负父母的期望却连生活都成了最大的问题,无一不是「临文涕泣」。
这些人赶在疫情封关前落地台湾,大部分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最小的只有15岁。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从来没离开过父母独立生活,如今被困在异乡,接受有限的援助,重新熟悉交通、计算生活费、为自己的人生找寻目标出路。
你会发现,在所有接受采访的流亡年轻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敢于直面镜头的,他们大多全副武装给镜头一个背影。谈起在台湾的生活,有人说总觉得自己像一个蜷缩在暗处的人;有人说:「不要以为我们过得很好,真的没有很好。」
参与运动时日益壮大的自信和认同,因为身处异乡、队友远离而冲淡,掌声消失了,从零开始的生活一地鸡毛,而等待一个合法身份的遥遥无期,身处异乡的敏感心思,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被放置在现实的比较里:学历、经济基础、家庭、人脉网络,下一步该怎么办......
4月刚刚在台北开张的餐厅「保护伞」,是这些流亡孩子们其中一个庇护场所,由香港泛民律师黄国桐协助开设,藉这家餐厅为15-20岁的流台港人提供工作机会。然而餐厅就那么大,可以提供的工作岗位有限,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黄国桐自己都承认,这些人「很惨,对他们来讲这是最悲惨、最伤心的事,晚上睡觉时总流泪。你和他们聊天会发现异乡梦却之不去,他们对香港万般怀念,这较苏武牧羊更惨,是放逐。」
大部分人以「旅客」身份留台,不能工作,和社会脱节,只能靠积蓄或者民间团体的援助为生,现实沉重的无力感,导致情绪受困每晚需靠药物才能入睡。意志坚定、目标清晰的是少数,大部分人因为运动和现实带来的创伤,时不时都会情绪崩溃。
离开家乡,一切并不会就变得容易。根据台湾规定,除非有直系血亲或者配偶在台湾有户籍,否则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外国人(包括港澳居民),必须从事专门性或技术性工作,平均薪资须达新台币47,971元(约12,445港币)的要求。要拿到一个合法身份,真的一点都不容易。
截止目前,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通过台湾移民署的审核关卡,得到停留台湾的暂时保障,对剩下的大部分人来说,命运依然是未知数。
早前港、台有民间声音希望台湾方面能够通过「难民法」,让流亡在台的香港「抗争者」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台湾生活。且不说这条司法之路还有多长远,这些年轻的香港人,真的就要这样一辈子背负难民的身份,远离家人,颠沛流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