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文化战争”。

美国华人基督徒评论家临风先生为《纽约时间》撰写的这篇文章梳理了这场文化战争的来龙去脉，他指出，近年来，这场“文化战争”在美国已经愈演愈烈，升级到“文化战争 2.0”，这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本，再发展下去，势必导致“‘灯塔国’熄灭的悲剧结局”。



作者原标题：
美国“文化战争”的升级
——从宗教危机到存在危机

文：临风


导读：

谈论美国“文化战争”之前，先来了解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美国特殊（或美国例外，American Exceptionalism）”。

早在19世纪，托克维尔就用“美国例外（特殊）”这个概念来描述美国的特殊性。如今，这个观念被政客移花接木改成：美国优先、基督教国家主义和白人中心的爱国主义（参考《1776报告》）。这个演变反映出美国国内“文化战争”的深化。这几年，“文化战争”更是升级到“文化战争2.0”，威胁到美国的国本。



“美国特殊”的由来

2020年竞选时，川普提出的“为你而战！”的议程中列了两个教育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教导美国例外（特殊）主义”（Teach American Exceptionalism）。（另一个是中小学生选择学校的自由）。川普此时显然进行了一个180度的华丽转身，他在2015年竞选总统时是坚决反对“美国特殊”。川普并在2020年9月成立了一个联邦咨询委员会 —— “1776委员会”，目的是推进“爱国主义历史教育”，但这个委员会里没有一个是学历史的（拜登上台后立即宣布解散“1776委员会”。）。川普下台前两天，即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那天，这个“1776委员会”发布了《1776报告》。该报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强烈批评，历史学家称该报告为“伪历史”，是曲解“美国特殊”。

近数十年来，虽然引起过好几次的争论，“美国特殊”这个观念一直是历届总统喜欢引用以加强向心力的词汇。它的含义是：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责任、共和主义、代议制民主和自由经济。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上册（1831年）里对美国的特殊性是这样说的：“因此，美国人的地位是相当特殊的……他们严格的清教徒出身，独特的商业习惯，甚至他们所居住的土地，似乎使得他们的思想偏离了对科学、文学和艺术的追求。同时，由于他们靠近欧洲，使他们不至于因此而再度跌回野蛮。在无数的特殊原因中，我只能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它们独特地把美国人的思想固定在务实的目标上。他的激情、需求、教育，以及他的一切，似乎都统一起来关注现世；只有他的宗教让他不时地将短暂而分散的目光投向天堂。”

从托克维尔这个传神的描述，美国“特殊”其实并不是那么优越，重点在解释美国如何与欧洲的不同。

从19世纪中直到20世纪初，广被采用的小学课本《麦格菲读本》（McGuffey Readers）是这样写的：“欢呼拥抱美国特殊（American Exceptionalism）、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即：领土向西扩张至太平洋）和美国是上帝的国家这三点”。麦格菲说：“美国未来的使命就是将自由和民主带给全世界”。

从这两个不同的说法可以窥见，对“美国特殊”的观念有不同的解读，后面隐藏着文化冲突的伏笔：一边是约翰·温梭普（John Winthrop）的“山上之城”（City upon a Hill）的清教徒理念，另一边是启蒙运动所激发的共和主义和常识道德。


美国“文化战争”的由来

去年（2020）9月，正当乔治·佛洛依德被警察跪死，全美国对“社会正义”和“警察暴力”呼声高涨的时刻，一本书名为《为何社会正义并非圣经正义》（Why Social Justice Is Not Biblical Justice）的书出版了，而且销路很好。作者认为“社会正义”的概念来自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任何抗议美国黑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M），他们距离“古拉格（苏联）、断头台（法国革命的恐怖统治）和死亡集中营（纳粹德国）”只是一步之遥。

今年4月，另一本书《断层线——社会正义运动和福音教派迫在眉睫的大灾难》（Fault Lines - The Social Justice Movement and Evangelcalism's Looming Catastrophe）面世。到5月底，它已经高居亚马逊畅销榜的第一名，有超过2260位读者评论，平均4.9颗星（满分是5）。这本书的立论也类似，认为“社会正义”等于“分配正义”，支持“社会正义”的基督徒是“误上贼船”。

这些书让我想起2018年时，一批“基要派”（fundamentalist）基督徒领袖联合反对“社会正义”。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牧师和十几位基督教领袖联名发表了《社会正义与福音的共同声明》（The Statement on Social Justice & the Gospel），签名者声称，社会正义运动正以“危险和错误的教导冲击基督徒，这类教导威胁福音、曲解圣经，并使人远离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到今年5月底，在这份声明上签名的牧师和学者已经超过了18260人！

不论这些声明或是畅销书是在树立稻草人，还是在脸谱化“社会正义”，问题其实还不在于他们的论点，问题更在于，这种口号竟然如此有市场。这说明，“社会正义”和相关的“种族问题”已经成为“文化战争”的新议题！这是五年前绝对料想不到的新景观。

让我们看看，美国“文化战争”这个语境到底是怎么来的？

首先，交代几个名词：美国的基督教派主要就是新教和天主教两大支，其中，新教大致可分为福音派教会和主流教会。“基要派”则是福音派里对文化的战斗性最强的保守群体，“文化战争”中的尖兵。

30年前（1991），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出版了《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斗争》（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用“文化战争”的语境来解释美国文化上的斗争，使这一表述正式进入美国的政治词汇。亨特将这一概念追溯到60年代的文化议题之争，包括堕胎、同婚、政教分离、枪支法、娱乐性用药（毒品）等议题。

亨特解释，当时进步派和保守派的争执主要是对道德观的理解。保守派认为，道德真理是静态的、普遍的，并通过神圣的力量得到认可。进步派则认为，道德真理并非固态的，受到文化情景的改变所影响（例如，蓄奴问题）。这个斗争的起源主要是由于，宗教团体感受到法律和文化潮流威胁到自己的信念，所采取的抗争。更直白地说，“文化战争”就是宗教上的保守派与主流文化（包括进步主义、精英主义）在政治上的斗争。

说得更细一点，“文化战争”包含两点：第一、由于两个群体的文化叙事不同而在政治上的夺权斗争，双方动员政治资源——人、选票和政党来做斗争。第二、更大的故事则是支撑政治那后面的多元文化间的冲突，这个文化倾向的差异所反映的不仅仅是观念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已，它超越了理性的范畴，而是与群体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宗教经常不过是斗争的借口和叙事的语境罢了。

这是社会学分析的角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来，“文化战争”是由政治掮客和活动家炒作起来的。

拿堕胎问题为例，尽管政客们会告诉你，1973年最高法院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s. Wade）的裁决是美国道德上的灾难，保守派为了保护“生命”，保护“家庭价值”而起来反对主流文化，以及大法官的判案。然而，这并不是历史记录。


“道德大众”、堕胎权和“宗教右派”的兴起

耶鲁历史学教授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在《幸福之家》（The Mansion of Happiness，2013）的书中她对美国堕胎问题的历史做了清楚的介绍：

20世纪初，美国各州都禁止堕胎，不过由于各种现实因素，堕胎的需求是无法被禁止的。到了1920年，美国一位实习医生阿兰·弗兰克·古特马赫（Alan Frank Guttmacher）由于亲睹一位妇女堕胎失败而死亡，出版了一本书：《今日堕胎合法化之理由》（The Case for Legalized Abortion Now）。这是堕胎手术提升到医学界台面上的开始。

到了60-70年代，堕胎合法化运动在医生和律师的推动下开始影响各州的立法。加州的州长罗纳德·里根（后为总统）签署了加州的堕胎法（合法化）。到1970年，美国有26个州都出现了由神职人员负责的咨询服务中心，帮助有需要的妇女寻找可靠的堕胎医生。

当1970年时，包括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在内，一批天主教徒的民主党精英都声称反对堕胎，可是，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签署了《第十法案》，判定军医有权施行堕胎手术。

1971年，政治活动家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给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他从战略角度考虑扭转立场。布坎南发现，堕胎是“一个不断升温的话题，而且是天主教徒最关心的问题”。于是，他建议尼克松公开反对国防部的立场，这样可以确保，在1972年民主党内初选时，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可以脱颖而出，击败爱德华·马斯基（Edward Muskie）。麦戈文是个更容易击败的对手。

一周后，尼克松向国防部公开发表声明，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借用天主教徒的语言表明“个人认为，人类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括尚未出生的生命”。

1971年，尼克松的一位战略顾问在写给白宫办公厅主任哈尔德曼（H. R. Haldeman）的备忘录《分裂民主党》（Dividing the Democrats）中写道，“向天主教倾斜的政治就是好政治。这是个交易，但这个交易可以让我们分得更大的一杯羹。”

1972年8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68%的共和党人和58%的民主党人同意“堕胎的决定只能由当事人和她的医生做出”。大法官哈里·布莱克蒙（Harry Blackmun）将《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做了剪报，纳入了“罗伊案”的案卷（判案在1973）。可见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个党派性的问题，除了天主教以外，也不是宗教上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位天才政治掮客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他是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自由国会基金会”（Free Congress Foundation）和“美国立法交易委员会”（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ALEC）的共同创始人。《哈珀杂志》（Harper Magazine）写道：他“经常被他的崇拜者描述为‘社会保守主义的列宁’”。他被认为是“宗教右派”的设计师，也有人批评他是“右派的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

“道德大众”这个名词就是他的发明，他在1979年与老杰里·法威尔牧师（Jerry Falwell Sr.）共同创立政治行动组织“道德大众”，这就是“宗教右派”的加油站。

“宗教右派”（基督教右派）是个对政治热衷的（自称）基督徒群体，这批基督徒活动分子坚决支持保守派的政策，他们是共和党的铁票仓。“宗教右派”试图以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来左右政治和公共政策。这个群体对政治、文化的斗争就形成了“文化战争”。

20世纪70年代末，身为天主教徒的共和党战略家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guerie）和保罗·韦里奇将杰瑞·法威尔牧师招入共和党内，让经济和社会保守派团结在“支持家庭”的旗号下，将矛头对准同性恋权利、性自由、妇女解放、优生学研究学会、儿童保育和性教育。韦里奇写道，堕胎议题应该成为共和党战略的重心，“因为这是一个可能造成民主党内分裂的话题”。

另一方面，新教中福音派对堕胎的立场是什么呢？

1968年的一次福音派神学家会议中，与会者无法确定堕胎在道德上是否是错误的，但他们同意堕胎应该是合法的。《今日基督教》前后两任编辑也先后发表过类似的含糊不清的声明。1971年，美国福音派最大的宗派“美南浸信会”（SBC）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要将堕胎合法化，该宗派在1974年和1976年再次重申了这一点。1773年在罗伊判决下达后，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的牧师，SBC的前主席、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基要派”之一，克里斯威尔牧师（W. A. Criswell）发表了一份声明，对最高法院的判决表示赞赏。

历史有表象，也有里象。炒作堕胎问题只是“宗教右派”的手段（表象），到底是什么问题真正搬动了“基要派”的奶酪呢？让我们用韦里奇1990年在一个宗教右派大会的发言来回答：

“让我们记住，宗教右派并不是为了回应罗伊案裁决而走到一起的。”韦里奇坚持认为：使我们成为政治运动的原因是美国国税局（IRS）试图取消鲍勃·琼斯大学（Bob Jones University）的免税地位，因为该大学对黑人有种族歧视的政策。鲍勃·琼斯大学是“基要派”福音派的最高学府，取消它的免税身份就是动了“基要派”的奶酪！

韦里奇憎恨“政治正确”，他称之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蓄意破坏“我们的传统、西方、犹太-基督教文化”和美国社会的保守主义议程。

韦里奇指导埃里克·休贝克（Eric Heubeck）撰写《理论与实践的结合》（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文件，这是“自由国会基金会”在2001年出台的战略计划。评论家凯瑟琳·尤里卡（Katherine Yurica）说：该计划呼吁利用欺骗、误导和分裂，让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和共和党人获得，并保持对美国政府权力席位的控制。

对这批政治掮客和活动家来说，真正的原因不是什么“家庭价值”，而就是金钱和权力。“可惜”韦里奇2008年以66岁的年龄因为痼疾早逝，否则由他来做“让美国再度伟大”的设计师肯定比川普或班农的民粹路线要高明得多。

福音派中从信仰出发，真正热心反堕胎的是薛华（Francis Schaeffer）所发起的反堕胎运动。他由于在福音派中得不到共鸣，后来被介绍开始与老法威尔牧师挂钩，促成法威尔转向，并使得“道德大众”所采取反堕胎的立场在宗教上有了底气。堕胎议题在1980年的大选中也第一次成为成为辩论的焦点之一。

“文化战争”至少对美国1980、1984、2000、2004、2016的大选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由于“宗教右派”坚决地站在共和党的一边，它的中坚组成分子就是福音派中的“基要派”。

不过，自从2016年以来，文化战争开始升级了。到了2020年大选，文化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让我们称它作“文化战争2.0”吧！这是后话。


“基要主义”与“文化战争”

新教里，主流教会由于与现代主义相融合，在文化上没有太大的冲突。福音派则不同。

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教授1980年的划时代巨作《基要主义与美国文化》（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对“福音主义”和“基要主义”的历史渊源做了剖析。马斯登说，“福音派”（或“福音主义”）是个美国现象，它来自于18世纪与19世纪的两次“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

“基要主义”则是个廿世纪的现象，它是“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的新教福音派”。也就是说，他们是一批战斗性很高的福音派基督徒，坚决反对现代主义所带来在神学上和文化上的影响。战斗性（激进）是“基要主义”（“基要派”）的特色。他们危机意识浓厚，具有深刻的被围困心态。

他们以孤立、分离的方式，而非以强制他人的方式坚持他们的立场。美国“基要主义”起初（1910前后）所争取的就是“教旨”本身，那是种防御性的抗争。到了1980年代，由于“文化战争”的尖锐化，“基要派”变成了“宗教右派”的主力。近年来，英文中有个流行字“fundie”，那就是（基督教）“fundamentalist”一字缩写的贬义词。

马斯登指出，美国“基要主义”有两个动力。

第一个动力：针对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无根状态，社会失去稳定的是非观和宇宙观。“基要主义”是对即将逝去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一种极端的和充满焦虑的防御运动。它虽然跨越很多教派，但是都接纳同一组保守的基本教旨，包括圣经字面无误，等等。

为了反对公立学校里强迫教授“进化论”，1925年田纳西州炒得红红火火的“猴子讼案”就是反映这种焦虑。

美国“基要主义”的第二个动力是：（非基要神学）“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的末世观。这种神学观相信，上帝透过一系列的“时代”（dispensation），以不同方式完成他的计划。这个末世观主张“千禧年前论”（Premillennialism），即耶稣再临将是千禧年的开始，而犹太人建国则是耶稣再临的征兆，这是所谓“基督教锡安主义”的来源和根据。

“时代论”是19世纪英国神学家约翰·纳尔逊·达秘（John Nelson Darby）所发明的。“时代论”并不代表福音派全体的立场，这种末世观使得这批人不看重“全球暖化”的严重性，不看重社会正义的重要性，因为世界越堕落，耶稣来的日子就更接近了。

“猴子讼案”以后，直到20世纪中页，几乎所有福音派教会都可归纳为“基要主义”的阵营，他们几乎把一切“世界”上的知识都当作是对基督信仰的威胁，所以有反智的倾向。明显有分离主义和律法主义（形式化）的色彩。这种在文化上的全面退却，可以看成是种消极的文化战争。

这个状态到1940年代开始改变，“新福音主义”兴起，重新与文化接轨。他们成为福音派中对神学、对文化、对社会最有反省能力的一支。不过，笔者曾为文讨论过，在此仅仅做个交代。



“文化战争2.0”

这年头很多常用的词汇都有了新的意义，“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这个词就是一个例子。自从9-11恐袭发生以后，“原教旨主义”这个词与恐怖主义（暴恐事件）几乎变成了同义词。然而“原教旨主义”与“基要主义”在英文里是同一个字，本来也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在今天，“原教旨主义”在中文里有了更强烈的含义。

秦晖教授2018年发表的雄文《反对原教旨主义》，一开始就提到：“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与所谓原教旨主义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秦教授说，原教旨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不同在于“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必须强制禁止别的信仰，用暴力推行自己的‘教旨’。”换句话说，问题不是“教旨”（教义），而是对异己的不宽容，甚至诉诸暴力。

而且，原教旨主义的作为并不限于宗教文化，而是专制社会的通病。秦教授说：“甚至无神论中也有原教旨主义灾难的问题”。

秦教授说：如果持与“原教旨主义”同样的“教旨”却不强制他人，那就不算是“原教旨主义”。他认为，美国的福音派就是非原教旨主义的保守派。

然而，自从2016年以来，我们发现，防御性的“基要主义”的含义已经被攻击性的“原教旨主义”的含义所替代。

我们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既然是同一个基本教义，那么，“基要主义”如何会变成了“原教旨主义”呢？这中间牵涉到观念上的转变，甚至教义上的变质。问题出在哪里，又该如何防范？

让我先举几个例子：

我们前面提到南加州名牧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反对“社会正义”的行动，“社会正义”都成为“文化战争”的一个议题。这不再是防御性的表现，这是攻击性的表现。前面也提到几本反对“社会正义”的新书，它们反对“黑人命也是命”（#BLM）运动。从最近许多基要派牧师的发言看来，#BLM已经成为“文化战争”的项目，他们不承认美国有系统性种族歧视的现实，认为#BLM破坏秩序，破坏家庭。实质上，种族主义（包括白人至上）已经成为“文化战争”的斗争项目。

今年1月7日，暴徒冲进国会山庄，那批在参议院议会大厅的讲台上奉耶稣的名大声祷告的，那批在“停止偷窃”（停止投票舞弊）示威群众中携带基督教符号的（共和党人到今天仍然有70%相信，拜登是舞弊当选），他们在抗争什么？还有，许多共和党控制的州正在设法推翻2020年的选举；许多共和党控制的州正在修改法律以加重少数族群投票的困难度，等等。

这种种表现说明，“民主体制”和“真相”也是“文化战争”讨伐的对象。为了要赢得此场斗争，诉诸暴力在所不惜。如果连暴力也可以接受，那么它已经失去任何道德底线！

这些攻击性的行动还在继续发酵，共和党为了重新夺权，不惜破坏宪法精神，不惜摧毁民主体制，不惜否认事实真相（并接受阴谋论，Qanon群体多半是宗教右派），不惜让“灯塔国”熄灭，成为南美式的美利坚香蕉共和国。美国建国的理念已经到了被毁灭的临界点，面临生存的危机。

皮尤研究中心在2021年2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白人福音派是最不支持新冠疫苗的宗教团体。近一半（45%）的人说他们不会注射COVID-19疫苗，而普通人中只有30%。一些福音派人士（基要派）甚至将新冠疫苗与“兽的印记”联系起来（这是《启示录》13章18节圣经预言中出现反基督的符号）。总之，反口罩、反社交距离、反疫苗都成了“文化战争”的议题。福奇医生也变成“文化战争”打击的对象。换句话说，连“科学”本身也成为“文化战争”的牺牲品！这批人正企图把美国拉回中世纪！

这不正是升级版的“文化战争”吗？“文化战争2.0”！


亨特教授的警言

最近Politico网站刊出一篇亨特教授的访谈（2021-5-20）。如前所述，他是30年前第一个提出美国“文化战争”问题的社会学家。访谈的题目就是“‘文化战争’如何会损毁民主制度”（How the ‘Culture War’ Could Break Democracy）。

亨特特别关注今年1月6日的叛乱，他说：“在我看来，民主是一项协议，即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政见的分歧而互相残杀。相反地，我们将通过这些分歧进行讨论。而令人不安的是，我开始看到为暴力辩护的迹象。”

他继续说：“文化战争总是发生在枪战之前。它们不一定会导致武力冲突，但如果没有文化战争，你永远不会有枪战，因为文化为暴力提供了掩护。”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带来这种冲突的质变？

亨特认为，原因是：“现在不再只是文化战争，而是一种阶级-文化的冲突”，已经超越了宗教性的简单界限。

“早期的文化战争确实是关于世俗化，其争论与神学立场相关，并在神学的基础上进行辩论。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你很少看到右派的人将他们的立场扎根于圣经神学或教会传统之中。如今，它的立场主要植根于对灭亡的恐惧。”

这说明，保守派感到这是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认为这场斗争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认为神圣的事物的一种生存威胁。在政治问题上，人们可以妥协，但是在最终的生存问题上，以及在身份认同上，人们不能妥协。

归根究底，亨特教授认为最大的改变是：“堕胎问题对于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甚至以后的文化战争的影响，在当时它确实是个关键问题，我认为现在已经被种族问题取代。”因为种族问题潜藏着对美国身份认同的冲突。保守派心目中的“美国故事”被调包了，被取代了。他们不能接受被取代。

民主社会和体制都必须接受妥协，不同政见的双方必须寻求共善和交集。如果妥协就等于投降，政治对手就是敌人，那么，文化战争就是个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属于我这边的就是真、善、美，属于对方的就是虚假、邪恶、丑陋。

那套民主的美丽词汇：“我虽然反对你所说的，但我要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现在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夺取权力就是维护生存，无所不用其极被正常化了，再没有底线。这样下去，民主必然死亡！


结语

在近30年来的政治领导人中，捷克共和国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的态度值得美国学习。他拒绝在自己和对手之间划定善恶的界限。这个态度常常让他的的盟友感到厌恶。哈维尔赞同索尔仁尼琴的观点，他说：“善与恶的划分并不在‘他们’和‘我们’之间，而是通过每个人（的良心和自省）来划分。”

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部落思维的你生我死之争，“文化战争2.0”的两边都认为问题出在对方，对方是邪恶的加害者，我方则是善良无辜的受害者。甚至，我是受害者是因为我不再有“不公平的优势”，或者，我歧视他人的权利被剥夺。

我们很少听到自我反省的呼声，所以妥协已不可能。哈维尔的呼吁，要人们反省自己的恶，简直就是暮鼓晨钟。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美国很陌生，然而，这可能是今天唯一的希望。美国，醒醒吧！

容让“文化战争2.0”继续闹下去，结局就是“灯塔国”的熄灭！